分析

民主党掌控下的参众两院将如何影响美国的中国政策

Midterm China Policy

未来两年,美国对华政策可能同时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方面,在防止中国取得关键军事技术、维持印太力量平衡等问题上,两党继续存在跨党派共识;另一方面,在特朗普是否可以通过领导人直接谈判调整对华关税、技术限制和台湾安全政策的问题上,国会与白宫可能发生新的权力冲突。因此,未来美国对华政策的关键问题,已经不只是拜登与特朗普谁对中国更强硬,而是特朗普所强调的外交交易与民主党国会所重视的制度化战略竞争,将如何在美国宪政体制内相互影响。

(全文)想知道美国参众两院明年1月起在民主党的控制下将如何影响特朗普的中国政策,比较拜登和特朗普对中国的政策措施,或许能初见端倪。

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在很多问题上争吵不休,互相对立,唯独在将中国视为长期战略竞争对手方面具有跨党派共识,甚至高度一致,只是在政策工具和具体措施上有所不同。

简而言之,两者都在与中国既要激烈竞争又要保持一定关系之间寻找平衡点,但特朗普更强调关税、经济施压、双边交易和美国自身利益,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谈判换取具体让步,而拜登则更侧重联合盟友、先进技术限制、产业政策和长期战略竞争,同时建立危机管控机制。

2018年,特朗普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首先发动了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并对中国商品加征301关税,改变了此前以经贸接触为主的对华政策。拜登上台后,不仅没有取消这些关税,更提高了某些重要的战略商品的关税,包括中国的电动车辆、半导体、太阳能电池及部分医疗产品。

2022年10月13日,时任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明确表示,美国正在实施“小院高墙”,要确保战略竞争对手无法利用美国和盟国的关键技术损害美国安全。拜登政府将“小院高墙”由战略构想发展为系统性的国家安全政策,使之成为美国对华长期竞争的重要工具。

这一政策反映了一个深远的变化:过去,美国的技术战略主要是保持对中国的领先优势,拜登政府则进一步试图通过控制先进半导体、制造设备及相关技术,通过出口管制,限制中国获得先进AI芯片、超级计算能力及部分芯片制造技术,限制中国在某些关键领域追赶美国的能力。

特朗普第二任期仍然重视技术竞争,但在具体出口许可与贸易谈判中采取了更多调整,放松部分先进芯片的出口限制。民主党人认为可能削弱国家安全,而特朗普政府则强调政策应服务美国整体利益。

政策上的核心区别,在于拜登倾向于将关键技术限制作为长期战略工具,特朗普则更愿意将部分经济和技术限制与谈判即过联系起来。

台湾问题:两人都反对台海战争,但处理方式不同。拜登政府在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提出: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不支持台湾独立、依据《台湾关系法》支持台湾自卫、保持美国抵抗针对台湾使用武力或胁迫的能力。特朗普第二任期仍维持美国与台湾的安全关系,但更强调台湾自身防务投入,以及美国对华谈判中的灵活性。

美国的《台湾关系法》要求美国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并维持抵抗武力或胁迫的能力,但没有规定中国一旦进攻台湾,美国必须自动参战。

但拜登至少四次公开表示,如果中国以武力进攻台湾,美国将出兵保卫台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并非偶然失言一次,而是在不同场合反复表达类似立场,尽管政府官员时候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

其中2022年5月东京记者会和9月18日CBS《60分钟》采访中的表态尤其明确,因为记者直接询问了美国是否会采取军事行动,而不是仅仅提供武器。

两届政府的共同战略目标,是防止中国通过军事力量控制西太平洋,特别是阻止中国以武力改变台湾海峡和南海现状。

但两届政府自实施方式上存在值得注意的差异:拜登推动美日、美菲、美澳之间更深入的军事整合,特朗普在继续推进第一岛链军事威慑的同时,要求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拜登持续批准对台军售,特朗普既批准大规模军售,也因为中美谈判暂缓新的军售计划。拜登侧重恢复中美军方沟通机制,特朗普更强调高层泰安与实力威慑,同时维持军事沟通渠道。

特朗普多次强调他与中方领导人的个人关系良好,2017年11月与2026年5月,时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曾两次访问北京,与中方领导人会晤并会谈。尤其是2026年的北京峰会,双方提出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国会研究处》2026年9月的报告指出,特朗普第二任期更加重视领导人直接接触及高级官员的定期会晤。

其实拜登更早认识中国领导人。早在2011年8月和2013年12月,时任副总统的拜登曾两次访问北京,与中方领导人建立了个人关系,但他上台担任总统后,却一次也没有访问北京,除了因为疫情的原因外,在他执政期间,中美在台湾、先进半导体、俄罗斯和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加深。

此外,拜登更倾向于利用国际会议及美国主场外交与中方领导人会晤,例如2022年的印尼巴厘岛的G20峰会,以及2023年旧金山附近的中美元首会晤。

2026年11月,特朗普政府在中美谈判背景下,推迟一项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引起民主党籍部分共和党议员的不满。有关报道还指出,特朗普曾谈及把军售作为对华谈判筹码的可能性。

拜登政府认为,中美竞争不仅涉及贸易和军事力量,也涉及国际规则、政治价值及治理模式,因此把香港、新疆、西藏和人权问题纳入对华政策,并强调美国应当与其他民主国家共同维护国际秩序。特朗普则更关注中国是否增加购买美国产品、改善市场准入、调整稀土出口限制,以及是否在重大安全问题上与美国达成安排。

由此可以判断:拜登更强调与中国的长期制度竞争,特朗普则更强调与中国就具体利益进行谈判。拜登政府倾向于重视两国的意识形态差异,而意识形态差异在特朗普的实际外交安排中通常不是首要条件。

这是否说明,在中国问题上,拜登的态度比特朗普更加强硬?

从高科技封锁、盟友联合遏制和长期战略竞争的角度来看,拜登政府采取了更系统化的对华限制政策,但从关税和经济施压来看,特朗普同样采取了强硬措施。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26年3月的研究指出,拜登政府将经济、科技、军事与外交竞争整合为一套政府整体战略,而特朗普更侧重贸易问题。

最关键的区别,在于高科技政策。

2022年拜登政府推出先进半导体出口管制,随后在2023年和2024年不断扩大限制范围,这些限制不仅涉及英伟达等美国企业的先进芯片,还涉及制造设备、涉及软件、先进存储器及相关供应链。美国还与荷兰、日本协调,限制中国获取部分先进芯片制造设备,成为“小院高墙”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说明拜登将关键技术限制作为长期国家安全制度的一部分。

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表现出不同的政策特点。例如2025年11月中美达成经贸安排,美国同意暂缓部分限制措施,中国则承诺调整稀土出口管制、采购美国农产品等。这说明特朗普一方面承认中国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并继续使用出口限制、关税和投资审查等措施,另一方面,他愿意在中美谈判总暂停部分贸易限制,以换取中国在稀土、供产链和其他问题上的承诺。

因此,要回答“谁对中国更强硬”这个问题,需要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

在高科技领域,拜登建立了更完整的技术限制制度,并推动盟友协调执行。

在贸易领域,特朗普率先发动大规模关税战,并在第二任期内继续利用关税施压。拜登保留并强化了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关税。

在外交领域,拜登更强调制度竞争和联盟协调,特朗普更强调领导人直接谈判及具体交易。

在军事领域,两届政府都维持了印太威慑政策,但具体部署、军售和危机管理方式存在区别。

日本对拜登和特朗普的态度也存在差异。

从日本的国家利益看,最重要的不是美国对日本是否友好,而是美国是否可靠地承担保卫日本的同盟义务,是否能够有效制衡众多在东海、台海和西太平洋的军事扩张,是否会在贸易、关税和驻日美军费用方面向日本施加额外压力。

2024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日本成年人对两位美国政治人物处理国际事务的信心后发现,信任特朗普的占25%,信任拜登的超过50%。该中心另一项调查显示,日本受访者中,53%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对日本产生负面影响,认为产生正面影响的,仅占8%。

特朗普第二任期继续保留美日同盟的升级措施,也与日本签署了经济合作协议,但美国《国会研究处》2026年10月的报告指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对欧洲盟友的态度,以及对日本与中国争端的有限公开支持,使日本政策制定者对美国的可靠性产生疑虑。2026年《皮尤》的调查显示,认为美国是可靠伙伴的日本受访者占59%,而2022年为76%。

日本对特朗普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欧盟对特朗普的看法。

欧洲多国的民意调查确实显示,民众对拜登处理国际事务的信心明显高于特朗普;而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欧洲民众对美国作为可靠盟友的信任程度也显著下降。

2024年皮尤研究中心直接比较了欧洲民众对两人处理国际事务的信心。同一次调查中,德国受访者对两人的信心相差48个百分点。皮尤还发现,在荷兰、波兰和瑞典,拜登的信心比例也比特朗普高出至少40个百分点。法国、德国和瑞典超过80%的受访者对特朗普处理国际事务缺乏信心。

从欧洲安全角度看,俄乌战争尤其重要。欧洲担心的并非只有美国是否愿意援助乌克兰,还包括美国是否会在没有充分考虑欧洲和乌克兰利益的情况下,与俄罗斯达成重大安全安排。

2026年中期选举使美国的政治权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民主党重新控制参众两院,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将回到拜登时代,因为特朗普仍然掌握外交谈判和国家安全政策的重要行政权力。但民主党可以通过立法、预算和国会监督,对特朗普在先进技术出口、对台军售、印太军事部署及对华贸易协议等方面施加制约。

未来两年,美国对华政策可能同时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方面,在防止中国取得关键军事技术、维持印太力量平衡等问题上,两党继续存在跨党派共识;另一方面,在特朗普是否可以通过领导人直接谈判调整对华关税、技术限制和台湾安全政策的问题上,国会与白宫可能发生新的权力冲突。

因此,未来美国对华政策的关键问题,已经不只是拜登与特朗普谁对中国更强硬,而是特朗普所强调的外交交易与民主党国会所重视的制度化战略竞争,将如何在美国宪政体制内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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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中美经济, 台湾问题, 美国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