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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协会七位专家:特习深圳峰会有哪些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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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而言,问题不在于中美能否完全信任彼此。这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真正务实的任务,是超越不合理的猜疑,建立足够的可预期性,以管控双方的竞争;保持足够的清晰度,以避免误判;同时创造足够的政治空间,在双方利益确实交汇的领域开展合作。–钱镜

【编者按:在特朗普与习近平即将在深圳举行的APEC会议会见之际,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中国分析中心(Center for China Analysis)发表了由七位学者组成的评论,涉及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习近平的国内政治考量、中美贸易与投资、科技竞争、人工智能安全、台湾问题,以及特朗普、习近平与普京可能举行的三方会晤对美国盟友的影响。以下为该文的翻译。】

1784年,美国尚未拥有总统,甚至还没有制定宪法,一艘名为“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的商船便从纽约启航,驶向珠江口。后来成为美国首任驻华领事的塞缪尔·肖(Samuel Shaw)回忆说,当时中国人对这个年轻共和国前来开展贸易表现出了热情欢迎。

上周,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CUSCR)年度晚宴上重述这段历史,令我颇有感触。贸易先于外交:早在两国政府建立正式关系之前,美国人与中国人就已经找到了合作的理由。

将近两个半世纪过去了,中美两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实力更加强大,但彼此之间的猜疑也更深。

特朗普与习近平在深圳举行的会晤将是两人今年第三次会面,也为稳定双边关系提供了又一次机会。但正如贝森特所指出的,重要的不仅是两国领导人会晤的次数,更在于这些会晤能否帮助双方建立共识。

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华盛顿与北京之间正在形成一种什么样的稳定关系?

稳定对两国首都而言有着不同的含义。对北京来说,稳定不仅仅意味着控制中美紧张局势。正如戴维·舒尔曼(David Shullman)和洛桑·次仁(Lobsang Tsering)在文章中所分析的,北京认为,在应对未来压力的同时,也存在推进自身利益的机会,尤其是在2027年中国共产党第二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

历史有助于解释北京策略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国际地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叙事中,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是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中国缺席的情况下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其代价之一是外蒙古的分离。八十年后,习近平预计将在深圳主持美国、俄罗斯和中国领导人首次举行的三方会晤。

这场会晤也契合了北京一贯强调的历史叙事:中国曾作为盟国之一与法西斯作战,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承受了主要冲击,并参与建立了战后国际秩序。在国内,这一叙事植根于深厚的反日情绪;在国际层面,它则向华盛顿传递了一个更为含蓄的信息:1945年,中美两国是盟友,也是战胜国。在北京看来,中国如今不再是大国博弈中被摆布的对象,而是能够主持大国会晤的一方。对于即将迎来中共二十一次党代会的习近平而言,这一形象也有助于巩固其国内政治地位。

对华盛顿来说,稳定更难界定,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行为主体能够掌控局面。美国中期选举后,民主党同时掌控了国会参众两院。总统或许能够在APEC峰会上与对方领导人达成谅解,但后续发展还将受到国会、政府官僚体系、企业界以及美国盟友的共同影响。

经济既是双方寻求妥协的最强动力,也是持续摩擦的来源。贝森特借用雷·达利欧(Ray Dalio)的说法,呼吁实现一场“宏大而美好的再平衡”:美国必须增加本国消费品的生产,中国则必须扩大消费,更多购买本国生产的产品。

然而,仅靠外交手段无法实现这种再平衡。正如温迪·卡特勒(Wendy Cutler)指出的,尽管双方一再作出承诺,稀土问题仍不断重回谈判桌。真正的考验在于,双方能否将釜山达成的协议转化为可预期、持久的安排。

科技问题可能构成更严峻的考验。英伟达风波最终以黄仁勋辞职告终,再次引发了美国国内要求收紧先进技术对华出口管制的压力;与此同时,Megaspeed事件也凸显出相关管制措施在执行层面面临的困难。正如李其(Lizzi C. Lee)提出的问题:美国在保护自身技术优势的同时,是否可能削弱了支撑这些优势的产业生态系统?

尽管如此,双方仍有开展建设性合作的空间。先进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不会受国界限制;一场重大网络攻击,或者一个脱离人类控制的自主智能体,都不会区分美国和中国的利益。双方于9月同意建立的“超级智能”(super intelligence)事件双边沟通渠道,虽然只是一个有限的起点,却具有实际意义。正如汪丛青(Alvin W. Graylin)所指出的,这一机制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官员们是否清楚应该联系谁、报告什么,以及出现问题时应该如何应对。

台湾仍然是潜在的冲突引爆点,正如莱尔·莫里斯(Lyle Morris)提醒我们的那样。正如曹成敏(Sungmin Cho)所指出的,任何中美谅解都必须认真考虑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关切。两个大国之间的稳定,不应以其他国家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为代价。

这七篇文章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持有相同观点,而这恰恰是它们的价值所在。我们需要更多严肃的讨论,减少对对方必然持有何种想法的主观臆断。

对我而言,问题不在于中美能否完全信任彼此。这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真正务实的任务,是超越不合理的猜疑,建立足够的可预期性,以管控双方的竞争;保持足够的清晰度,以避免误判;同时创造足够的政治空间,在双方利益确实交汇的领域开展合作。

——钱镜(Jing Qian)

一、习近平正在收窄的机遇窗口

作者:戴维·舒尔曼(David Shullman)

直到上周,习近平在迎接APEC峰会时,对中国影响华盛顿战略决策的能力所抱有的信心,已经达到现代中美战略竞争时期的最高水平。

中国成功将关键矿产供应链转化为战略武器,曾促使特朗普去年大幅扭转对华强硬政策,这一事件的影响至今仍在持续。中国已经证明,自己不仅能够承受美国的压力,还能够让美国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在此基础上,习近平看到了一个机会:利用特朗普对稳定的追求,以及特朗普似乎愿意承认中国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态度,在其剩余任期内为中国争取持久的战略优势。

然而,随着围绕黄仁勋和英伟达的争议逐渐将关注点转向特朗普政府对华先进技术出口管制执行不力的问题,习近平利用特朗普优先考虑稳定这一政策取向谋取战略利益的机会,可能正在迅速消失。

外界原本就不太期待习近平与特朗普在APEC峰会上会晤能够取得重大成果。习近平将利用与特朗普会面的机会,尽量减轻英伟达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推动巩固一种新的常态:华盛顿逐渐克制对北京的竞争力度,与美国接受中国所偏好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框架相一致。为此,北京可能会借此次会晤寻求将两国贸易休战期延长至明年1月之后,而不是等到下个月二十国集团(G20)会议期间再讨论这一问题。但鉴于目前贸易休战协议依然十分脆弱,延长协议的决定可能还需要等待。

中国希望将履行尚未兑现的稀土出口许可承诺,与美国暂停甚至进一步放宽技术管制挂钩,这种设想在当前形势下并不现实。英伟达事件之后,美国国内要求加强出口管制的压力将会增加。习近平可能会强调,如果美国进一步收紧管制,将危及贸易休战及更广泛的双边稳定,并导致中国减少关键矿产出口。

与此同时,北京将继续努力加深全球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在药品原料、化学品、印刷电路板以及基础半导体等中间产品领域,培育新的潜在战略筹码。事实上,更大的战略问题在于,习近平希望在特朗普剩余任期内实现什么目标:加快中国科技自主自立,深化全球对中国工业和技术的依赖,并扩大中国对美国及其盟友施加经济胁迫的能力。

或许最重要的是,习近平仍希望将美国减少对台湾的支持作为华盛顿接受新的“建设性战略稳定”框架的一部分。北京将这一框架所强调的相互“尊重”理解为美国应当在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作出更多让步,而台湾问题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北京已经明确将美国处理台湾问题的方式与中美整体关系的稳定联系起来。

习近平将寻求把这种理解转化为美国减少对台湾防务支持的实际行动,首先可能表现为进一步推迟一项长期承诺的、总额达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

习近平或许仍然认为,特朗普在美国中期选举后政治地位有所削弱,加上其希望确立外交政治遗产,这两方面因素共同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机会,使中国有可能重新塑造战略竞争的规则。

APEC峰会期间的领导人直接接触,为习近平提供了一个机会,劝说特朗普不要在英伟达事件曝光后屈从于美国国内要求采取更强硬政策的压力,因为这些政策并不符合北京的战略规划。随着2027年下半年中共第二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临近,同时考虑到下一届美国政府可能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北京有充分理由趁这一机遇窗口尚未关闭,尽可能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

二、习近平在深圳会晤中的国内政治考量

作者:洛桑·次仁(Lobsang Tsering)

习近平出席深圳APEC峰会时,在政治上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同时面临着压力,需要证明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能够带来经济成果和有效治理。这两方面因素共同决定了他的谈判立场:一方面,他拥有足够的政治掌控力,可以作出策略性让步,而不必担心在国内引发严重反弹;另一方面,他又迫切需要与美国维持稳定关系,但不会在触及其执政模式根基的问题上作出让步。

习近平需要与特朗普举行一次富有成果的会晤,并能够在国内将其展示为中国实力的体现。中共五中全会凸显了这种压力。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仅有279人,约占2022年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最初总人数的74%;全会确认了33人的开除党籍决定,其中包括高级党政和军队领导干部。中共新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严格党内治理的决定,强调政治忠诚、干部管理、政策有效落实以及反腐败工作。

执政约14年后,习近平依然面临着如何提升党的治理能力这一挑战。与此同时,北京正在大力宣传中国创造的“两大奇迹”:经济快速发展和长期社会稳定。在重建党自身内部治理能力的同时,中国领导层不希望出现任何外部危机,并希望通过展示经济发展成果来证明自身治理模式的有效性。中共第二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预计将进一步巩固习近平的权威,使其执政模式制度化,并确立国家安全、科技自主自立、供应链韧性以及粮食和能源安全等方面的政策重点。

随着“十五五”规划即将进入实施的第二年,习近平必须证明,加强党的领导能够同时实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因此,习近平需要通过深圳会晤为国内政策议程争取更多“喘息空间”。这可能包括将贸易休战期延长至1月10日之后、落实关税削减安排、约束美国出台新的技术管制措施,以及争取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使用更加有利于北京的表述。

习近平可能会采取策略上的灵活做法,但不会在战略上退让。他或许会接受贸易安排、协议执行时间表和危机管理机制方面的选择性妥协,但仍将坚持中国在台湾、主权、党领导下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长期科技自主方面的立场。

有三个方面的发展值得关注。第一,峰会达成的协议能否为中国带来切实的经济利益。第二,中美双方商定的合作机制能否持续发挥作用。第三,北京领导层的人事任命,尤其是外交和经济政策领域的任命,将为外界提供线索,帮助判断习近平如何评估中国不断变化的外部战略环境,以及他在2027年中共二十一次党代会召开之前,如何在政治忠诚、工作能力和实际政绩之间寻求平衡。

北京将把与特朗普达成的任何协议描述为中国能够以实力为基础维护自身利益、同时管控大国竞争的证明。习近平将利用对美政策上的策略性灵活,为中共二十一次党代会召开前争取外部环境的稳定,但不会在其执政模式的任何结构性或根本性问题上作出妥协。

三、中美贸易与投资:贸易休战还能持续多久?

作者:温迪·卡特勒(Wendy Cutler)

尽管特朗普政府将贸易作为中美交往的优先议题,但实际上,双方目前的工作议程相当有限,外界不应期待即将举行的深圳峰会取得突破性进展。

当前中美关系的重点,不是探索新的潜在合作领域,而是维持去年11月达成、并已延长至2027年1月10日的脆弱贸易休战。美国继续敦促中国将关键矿产、稀土和磁铁的出口恢复至此前水平。中国目前对这些产品的出口量,仍只有华盛顿认为双方原本谈妥数量的大约三分之二,相关短缺持续影响着美国多家企业。中国最近重新批准了这些战略性产品的出口许可,从而避免了一场正面冲突。但未来出口量能否真正增加,仍有待观察。此外,尽管中国购买美国大豆的进度有望达到双方商定的水平,但中国对其他美国农产品的采购仍远远落后于承诺目标。这部分农产品的约定采购额为170亿美元。

与此同时,北京继续提醒华盛顿,要维持贸易休战,关键在于美国不要进一步实施技术出口管制。而在美国国会,许多人支持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英伟达事件也已经进一步助长了要求收紧限制的呼声。此外,美国如今还引入了一项新的谈判筹码:以扣留对华出口关键飞机零部件相威胁,试图促使北京在关键矿产和农产品问题上作出让步。

考虑到这些复杂因素,以及新年之后即将到来的最后期限,深圳峰会上不太可能宣布再次延长贸易休战协议。在谈判代表努力处理贸易休战中更棘手的问题时,双方也在试图为今年5月宣布成立的两个双边委员会营造积极氛围,一个负责贸易,另一个负责投资。9月,双方公布了贸易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和运作方式,其中包括一份价值600亿美元的非敏感产品清单,这些产品有可能适用关税削减安排。

然而,双方均尚未启动落实这些关税削减所需的国内程序,美国尤其没有表现出加快推进的紧迫感。中国察觉到美国在执行方面的拖延,最近表示,任何延长贸易休战的安排都必须包括落实关税削减措施。贸易委员会上周五举行了线上会议,但双方发布的会议情况说明都十分含糊,外界难以判断会议是否取得了任何进展。

投资委员会方面,双方虽然在9月宣布了一项较为笼统的职权范围,计划讨论投资相关问题、障碍和机遇,但目前仍不清楚该委员会何时启动、将如何运作,以及能够取得什么成果。

毫无疑问,进展缓慢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内部以及国会对于一个核心问题存在不同看法:美国是否应该有选择地欢迎中国对美投资?如果欢迎,应该允许中国投资哪些行业,又应当附加什么条件?尽管如此,深圳峰会期间仍有可能宣布少数几项规模有限的投资交易。中美双边贸易和投资方面的工作将继续是一项艰巨而缓慢的任务,今年乃至更长时间内,双方都很难取得显著成果。

目前,两国更加关注如何管控双边关系,而不是如何加强和扩大双边关系。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可能导致国会加强对中美经济关系条款及其发展方向的监督,尤其是在特朗普被认为对北京过于迁就的情况下。

与此同时,美国的合作伙伴也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包括美国是否可能降低对中国非敏感进口产品的关税,因为这可能使这些国家处于竞争劣势。尽管中美关系趋于稳定值得欢迎,但美国的合作伙伴也担心华盛顿要求它们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立场,这使许多国家陷入两难境地。

四、为什么中美都不希望在科技竞争中走得太远,却仍可能失控?

作者:李其(Lizzi C. Lee)

科技是中美关系中最难以管控的问题。英伟达事件,以及美国中期选举后由民主党掌控的国会,都可能进一步推动美国收紧出口管制。然而,中美两国的科技生态系统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多个领域,以及创新的不同阶段,都存在着深度交织。与此同时,两国也都已做好长期战略竞争的准备。这两种现实都不会消失。

近期双方采取的举措凸显了这种矛盾:北京提出限制技术出口,华盛顿则提议扩大对外投资管制。这两项措施目前都仍处于提案阶段,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分别为11月15日和12月7日。目前已经生效的,只有中国商务部实施的出口前登记制度。

换句话说,如果仔细审视这些提案的具体条款和官僚程序,就会发现,中美双方实际上都不希望将限制措施推得过头,也都尚未做好这样做的准备。美国财政部正面临来自产业界的压力,要求在最终确定相关规则之前缩小其适用范围。与此同时,北京也已经设计出一些例外和调整空间,以保护包括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以及对中国生物技术产业长期发展至关重要的许可和商业开发交易。

至少有四个根本性错位,使中美科技竞争的管控变得更加复杂。

第一,两国国内体制的运作方式截然不同。华盛顿的决策权分散,拥有一个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而企业界的行动并不总是与政府保持一致。北京虽然拥有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同部委、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具有完全一致的利益诉求,也不意味着政策能够得到统一执行。

第二,安全与创新对北京和华盛顿而言都是优先事项,但两者往往相互冲突。中国收紧人工智能管制,可能影响未来人工智能模型发布的时间和范围。与此同时,美国如果对中国生物技术领域实施广泛的投资限制,可能会使美国企业无法接触中国的前沿技术成果,而这些成果是全球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此类美国投资限制还可能促使中国生物技术企业将业务转向欧洲、亚洲其他地区和中东,从而削弱美国在全球药物研发领域的中心地位。

第三,双方存在时间尺度上的错位。今天看来完全合理的决定,五年之后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国家安全已经成为中美两国在政治上都难以质疑的优先事项。随着美国选举周期以及中国相应的政治周期——明年的中共党代会——临近,官员们往往因为表现强硬而获得政治认可,而不是因为显得温和、努力维持合作而得到奖励。然而,管制措施走得过远所带来的代价,尤其是从根本上削弱创新生态系统的内在优势,往往要经过数年才会显现出来。

第四,战略竞争会促使双方将常规监管政策调整也解读为报复或升级行动,从而引发新一轮反制。北京10月26日公布的反制贸易秘密草案,以及台湾计划收紧人工智能芯片出口管制、以便与美国限制措施更加接轨的举措,都进一步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显然,这些错位不可能在深圳得到解决。

但最终,如果双方希望贸易休战能够持续,就必须以更加创新的思路来处理问题。解决之道既涉及制度设计,也涉及地缘政治。双方需要政治勇气,抵制短期的得失计算,同时也需要智慧,建立能够协调各方利益的机制。

我们需要建立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包括产业界与政府之间,以及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渠道,并且在技术本身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定期重新评估相关技术管制措施。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管理科技的政治机制也必须变得更加成熟和明智。

五、人工智能安全沟通渠道能否真正发挥作用?

作者:汪丛青(Alvin Wang Graylin)

白宫9月25日发布的情况说明文件承诺,不仅要推动中美就人工智能的风险与益处开展对话,还要建立一个中美人工智能事件沟通渠道。七周过去了,双方仍未公布事件通报的具体门槛、指定负责官员,也没有明确哪些事件需要报告。我的判断是:下一轮会晤如果只是让对话得以延续,并不足以证明取得了真正进展。只有当双方能够制定具体操作程序,而不是仅仅发表联合声明时,才能算是真正取得了进展。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华尔街日报》的一次访谈中,谈到了美国政府已经采取的一些降低人工智能风险的措施,包括自愿开展模型测试、共享漏洞信息、要求美国顶尖人工智能实验室报告重大事件,以及与选定的合作伙伴分享前沿技术能力。这些都是很好的开端,也是值得欢迎的举措。但贝森特同时表示,美国只有“保持领先”,才能充分获得这项技术带来的益处并确保安全。他还特别强调了来自“外国超级智能模型”的威胁。然而,这种表述可能过度简化了问题:在前沿技术能力方面保持领先,本身并不能确保那些广泛传播的开放权重模型更加安全,因为这些模型的安全防护措施可能被移除。要应对这一挑战,美国必须与中国及其他国家协调合作。

这一问题在网络安全领域尤为突出,因为网络攻击天然具有不对称优势:攻击者只需要找到一个漏洞,而防御者却必须修补所有漏洞;而安全补丁的传播往往需要数周甚至数月。如果只与少数几个选定的合作伙伴分享漏洞信息,数以千万计的企业和机构仍将暴露在风险之中。在近期的一些网络攻击中,开放权重模型也被用于防御攻击者,因为美国前沿模型的安全防护机制限制了其使用方式。因此,要降低人工智能长期带来的网络安全风险,就必须与其他国家合作,而不是简单地加剧人工智能竞赛。

韩国银行遭网络攻击的案例说明了这一点。据报道,中国的一家独立第三方机构使用中国开源网络安全工具ARTEX,并结合美国和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Claude和DeepSeek,成功侵入至少九家韩国银行。这恰恰是应该通过事件沟通渠道加以处理的案例。当今世界面临的更大风险,与其说是国家之间利用人工智能发动攻击,不如说是恶意行为者滥用这些技术。要解决这一问题,各国需要共同努力,降低开放权重模型的攻击能力,提高跨境多边事件报告的透明度,并推动各国政府之间共享漏洞信息。

11月3日,我在乌镇举行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听到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强调,人工智能必须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并承诺保持开放。开放权重模型允许其他人运行和修改,是中国国家人工智能战略的核心。阿里巴巴联合创始人蔡崇信曾表示,开源是人工智能唯一可持续的发展道路。阿里巴巴的通义千问(Qwen)目前在开放模型的应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面对中国新出台的国家人工智能安全框架,以及政府近期对人工智能安全问题日益提高的关注,中国人工智能实验室已经开始提前采取措施,为模型增加安全防护机制。据报道,月之暗面(Moonshot)从Kimi K3.1 Pro的训练数据中剔除了一些网络攻击相关数据;腾讯则将Hy4模型的网络安全训练数据限制在防御性数据范围内。结果是,这两家企业发布的模型在网络攻击和生物安全攻击方面的能力均有所降低。

不信任是双向的。华盛顿怀疑北京缺乏透明度,也担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带来的风险;而我在乌镇接触到的中国监管官员则认为,美国的出口管制是在进行商业遏制,并担心安全评估结果可能成为美国进一步实施限制的理由。最容易实现、同时又具有可信度的信任信号,是建立一个由中美双方共同认可的技术沟通渠道,让两国网络安全应急响应团队能够就各自人工智能模型发现的重大漏洞进行交流。如果由中立第三方机构(例如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向中国实验室以及其他国家的实验室提供安全评估资源,就能够减轻外界对评估标准存在偏见的质疑。

人工智能事件沟通渠道必须从财政部主导的贸易谈判层面,转向由技术人员定期参与的实际工作机制。美国人工智能标准机构CAISSI、中国人工智能安全与发展协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以及相关实验室的评估人员,也应共同制定针对紧迫风险的处理协议,包括明确及时通报的期限、事件发生后的联合审查机制,以及共享安全测试。如果能够明确沟通渠道的职权范围、指定双方技术联系人和中国牵头机构,并商定定期举行技术会议,将有助于使这一机制真正运转起来,也能够向外界表明双方的合作诚意。

六、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不应作出哪些让步?

作者:莱尔·莫里斯(Lyle Morris)

本月晚些时候,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将在深圳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届时,特朗普应避免改变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表述,转而使用“反对台湾独立”这一措辞。虽然这种调整符合北京希望看到的表述方式,但它将引发外界对华盛顿是否准备反对中国军事胁迫的疑虑,同时也可能给中国考虑采取军事行动留下空间。如果特朗普希望降低风险,更好的做法是推动建立更加完善的中美军事危机沟通渠道。

几十年来,华盛顿一直反对台湾海峡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无论是北京还是台北,并且一直表示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这种区别符合美国的利益:一方面,它可以阻止台北单方面宣布独立;另一方面,也明确表明,北京不能通过武力合法地强加政治解决方案。如果美国单方面调整台湾问题上的表述,却对中国持续增加的军事压力保持沉默,就会削弱台湾海峡两岸的威慑力。北京可能会将这种变化解读为持续施压已经取得成效,并由此认为自己有更大的空间进一步加强在台湾周边的军事行动。

特朗普不愿批准向台湾提供总额140亿美元的军售方案,更使问题变得复杂。自今年5月以来,特朗普一直搁置这一军售方案,并公开将其描述为谈判筹码。如果这种拖延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措辞让步同时发生,台北就有理由怀疑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是否已经发生变化,也会怀疑华盛顿是否正在与北京采取一种新的交易式外交方式,将军售决定作为谈判筹码。台湾立法机构5月批准了250亿美元的美国武器采购额度。此外,台湾另有一项总额46亿美元的国防采购申请仍在审议之中,涉及无人机和防空等能力建设。美国军售的不确定性,不仅使台北难以规划武器采购,也使台湾立法机构难以在国内为相关承诺进行辩护。

更加审慎的做法,是由两国领导人推动落实双方在9月达成的军事危机沟通谅解备忘录。根据北京当时发布的会晤情况说明,双方已经同意签署这一文件。这意味着双方需要指定能够随时接听紧急联络的军官,定期测试沟通渠道,并商定在海上或空中发生危险接触后如何进行紧急联系。衡量这一机制是否成功的标准,在于发生对峙时,双方军事指挥官能否及时联系彼此。因为一旦回应延迟,或者对对方的行动产生误判,就可能导致事态升级。特朗普应推动建立这些安排,同时重申美国反对台湾海峡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立场,并推动对台军售方案进入向国会通报的程序。这种组合既能够降低意外事件发生的风险,也能够保留防止蓄意冲突所必需的威慑力。

七、美中俄三方会晤、金正恩,以及美国盟友的担忧

作者:曹成敏(Sungmin Cho)

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友将密切关注特朗普、习近平和普京之间的会谈,担心三方达成的协议可能以牺牲它们的安全利益为代价。

这类会晤很可能更多具有象征意义,而非实质性意义,难以产生多少具体成果。

尽管如此,即使出现最坏结果的可能性并不高,美国盟友仍可能对此感到担忧。例如,在韩国外交部长赵显11月13日与中国外长王毅会晤时,首尔就表达了对出现“第二个雅尔塔”的担忧,即大国可能在没有韩国参与的情况下决定朝鲜半岛的未来。

美国盟友最担心的结果,是特朗普可能与习近平和普京达成某种事实上的协议,在三国之间划分势力范围。以台湾问题为例,特朗普最有可能继续维持美国的战略模糊政策。但他也可能采用更符合北京偏好的措辞来表达这一政策,从而造成一种印象,即一旦台湾海峡发生危机,特朗普可能会犹豫是否进行干预。至于俄乌战争,特朗普可能与普京达成一项协议,以结束战争,而协议条款可能更多反映俄罗斯的要求,而不是乌克兰的诉求。与此同时,特朗普可能将结束战争的功劳归于自己。从美国盟友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结果意味着中国可能在亚洲事务中获得更大的影响力,而俄罗斯则可能在欧洲事务中扩大影响力。这些变化将与特朗普政府在《国家防务战略》中提出的要求相一致,即美国盟友和合作伙伴应当在各自地区承担主要安全责任。

尽管目前看来可能性不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最后时刻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如果这类会晤发生,将直接影响韩国和日本的国家安全。平壤已经明确表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将保留其核武器。如果特朗普与金正恩会面,他可能会象征性地重申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并声称自己将在遥远的未来实现这一目标。然而,实际谈判可能会集中在军备控制措施上。这令一些分析人士担忧,此类会晤可能意味着美国事实上承认朝鲜是一个核武器国家。这将进一步加剧韩国国内有关是否应当拥有本国核武器的辩论,也可能促使日本重新考虑其“三个非核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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