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美国知名投资人、桥水基金创始人雷·达利欧（Ray Dalio）11月9日在其个人通讯《原则性观点》（Principled Perspectives）发表文章指出，中期选举虽然改变了政府权力格局，但并不会消除美国面临的深层问题，包括政府债务、贫富差距、社会价值观分歧以及国际地缘政治挑战。
相反，他预计，两党之间以及各党内部的政治斗争都将进一步加剧，财政问题也可能引发新的市场动荡。达利欧认为，美国政治内耗还可能削弱特朗普政府及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为中国等地区大国扩大影响力创造空间。他主张，解决美国当前困境的关键在于左右两派温和力量跨越党派分歧、共同应对国家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但他对这一前景并不乐观。以下为该文的翻译版。）
很多人问我如何看待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因此我决定以书面形式谈谈自己的看法。政府不同职位和席位发生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太多，无法在这篇简短的文章中一一讨论，因此我只谈其中最重要的几个方面。
从整体上看，我的结论是，这些政治变化并不会改变美国政府代表们必须面对的现实。美国面临的问题不会因此消失。最重要的是，政府代表们究竟能够通过有效的两党合作来解决这些问题，还是会陷入低效的对抗与争斗。
具体而言，美国仍将面临同样的债务问题、贫富差距和价值观分歧、国际地缘政治问题、气候问题以及科技领域的挑战。选举结果也不会改变围绕财富和权力展开的斗争通常遵循的规律。中期选举改变的，只是由谁来处理这些问题，以及他们将以何种方式应对。
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未来政治斗争和政府运作失灵的情况会增加还是减少？我认为，政治对抗和功能失调很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我们很快就能知道我的判断是否正确。首先要看国会跛脚鸭会期（lame-duck session）的表现，以及这一会期结束后会发生什么。这些都将影响许多重要议题。
例如，我们将看到新当选的政府官员如何处理资金问题，尤其是政府如何支出和征税。这一问题将在12月11日再次浮现，届时特朗普总统签署的临时拨款法案将到期。随后，2027年3月，当美国联邦债务预计触及法定上限时，这一问题将再次成为焦点。到了2027年秋季，美国财政部预计将耗尽可用于维持政府运转的资金来源。
围绕这些拨款和财政问题的争斗很可能十分激烈，而政治纷争和不确定性可能推高美国国库券及其他类似短期国债的收益率，因为投资者会希望规避政府偿付方面的不确定性。
与此同时，市场对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的担忧也可能不断加剧，从而削弱人们对美国国债的信心，而美国国债目前是全球最主要的安全抵押资产。
同样，伊丽莎白·沃伦出任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也可能引发一系列争议和政策变化，并对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影响。
这些只是未来可能出现的诸多动荡中的几个例子。
选举结果还将使美国面对一位政治上受到重创、任期进入后半段的总统。特朗普将面临来自各方的攻击，美国政治也可能陷入某种形式的内战（尽管很可能是和平的）。与此同时，国内民众和反对派都呈现出日益明显的孤立主义倾向，而美国还面临着严重的债务和货币问题。
这些因素将削弱特朗普及美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并可能促使美国收缩其国际参与和战略承诺，进而使各主要地理区域内实力最强的国家扩大影响力。例如，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就可能因此上升。
至于美国需要采取什么行动，我仍然认为，对于美国以及其他同样债务负担沉重、在财政、社会和政治层面存在严重分裂的民主国家而言——例如法国、其他欧洲国家和英国——要想成功走出困境，只有一条可行的道路。
那就是让左翼和右翼中理性、有能力的温和派携手合作，共同对抗极端主义势力，以有效方式处理这些棘手问题。这要求他们达成共识，并说服政府和民众采取那些虽然艰难、却能够让国家重新强大起来的必要措施。
不过，我仍然认为，这种局面出现的可能性很小。
从政治角度来看，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类似的内部政治动态。政治分歧始终存在，而围绕如何解决这些分歧，至少可以将政治力量划分为四种不同立场。按照从左到右的政治光谱排列，分别是：极左派、温和左派、温和右派和极右派。
随着社会状况不断恶化，这些群体之间的分歧会越来越尖锐，政治立场也会日益两极化。左翼和右翼阵营会越来越激烈地攻击对方，直到其中一方（左翼或右翼）取得胜利。随后，获胜阵营内部的温和派和极端派又会为了争夺控制权而展开斗争。
这种斗争之所以会不断加剧，原因并不复杂：当财富差距和价值观分歧不断扩大时，双方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也会随之增加。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内部都开始出现这类斗争。我预计，未来党际斗争和党内斗争都会进一步加剧。
在我看来，这种政治动态源于人性本身的运作规律。纵观历史，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地都曾反复出现，如今几乎每个国家都在经历类似的过程，只是具体表现略有不同。
以中国为例，由于其文化传统（主要是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社会具有较强的等级秩序。不过，这种等级秩序的强弱也会发生变化，有时极为森严，有时则相对开放，允许更多讨论和辩论。
目前，美国的情况是，两党内部的极端派都在要求掌握主导权。此前，两党之间已经发生了近乎暴力的斗争，如今这种斗争正逐渐演变为各党内部的权力争夺。
在许多其他国家，这种局面可能会导致两个主要政党之外出现更多政党。然而，现有两大政党拥有的资源远远超过任何新成立的政党，因此，另组新党、打破两党格局通常被认为不切实际。
至于两党究竟在争论哪些问题，我多年来一直反复阐述自己的观点，可能已经让大家听得耳熟能详。我所说的是“大周期”（Big Cycle）中通常会出现的五大力量，以及这些力量在当前周期中的具体表现，还有我们目前所处的周期阶段。因此，我不打算在这里再次展开讨论。
此外，我相信大家都能分辨什么是健康的、什么是不健康的，因为这些道理其实很基本，也很显而易见。我也相信，大家能够理解美国要想重新实现财政稳健，需要采取哪些措施。这些道理并不复杂，而且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例如，借贷方面的金融规律对政府和个人同样适用：一个人或一个政府如果长期支出超过收入，就不可能不付出代价。两者的区别在于，政府可以通过印钞来使偿还债务变得相对容易，但这样做实际上会使货币贬值，从而降低债务的实际价值。
这些道理几千年来一直都很清楚。因此，我们应该能够看清美国目前所处的位置，也应该明白，美国政府没有办法绕过一个必要过程：采取那些虽然痛苦、却有利于国家健康发展的措施，使美国重新成为一个具有生产力、财政状况稳健的国家。
但目前看来，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原因在于，选民并不愿意为了整顿国家财政而承受必要的痛苦。例如，他们不愿意接受加税，也不愿意削减福利；与此同时，各方又无法就如何处理债务问题达成一致。这个问题很快就会发展到必须正面解决的地步。
作为一个始终认为，只有左右两派中理性的温和派能够有效合作，美国才有可能找到成功出路的人，我认为有一点值得特别关注，而且十分重要：在摇摆州当选的多数民主党人，其政治立场看起来与温和派共和党人几乎没有区别。
因此，如果简单地将这些人统称为“民主党人”，并将美国政治分歧描述为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对立，就过于简单化了。
在此前由共和党占据优势的红州当选的多数民主党人，与民主党内的强硬左派（例如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有着明显区别，尽管他们都使用“民主党人”这一名称。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在这次选举中，全国各地的民主选举规范得到了遵守，包括投票程序以及对选举结果的接受。这是民主制度的一次重大胜利，但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仍然是：民主制度能否有效运转？
2021年，我出版了《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Principles for Dealing with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一书。书中通过描述“大周期”及其背后的因果关系，解释了推动这一周期发展的六个阶段，并对后来发生的事情作出了预测。
在书中，我重点讨论了“大周期”后期阶段，特别是国内周期中第五阶段和第六阶段的特点。这一国内周期在秩序与混乱之间反复摆动。相关内容位于该书第167至191页。大家也可以阅读我去年分享的这篇文章，其中介绍了相关观点。
正如温斯顿·丘吉尔1948年所说：“那些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既然这篇文章已经写得够长了，我决定过几天再谈谈我认为民主党、共和党，或者两党合作，未来要想赢得选民支持，究竟需要做些什么。
如果他们能够始终牢记这一最重要的事情，认同自己确实需要做到这一点，理解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并着手努力，那么一切都会好得多。
我将在下一篇文章中对此作出解释。
(本文转发自达利欧Substack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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