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舆论场中一种判断正在变得流行：美国正在衰落，中国已经或即将全面超越全球霸权国家。特朗普政府的高关税、技术封锁与金融制裁，被看作一个焦虑霸权在衰落通道中的挣扎；中国制造业份额的扩张、大模型数量的井喷，则被当作综合实力转移已经完成的证据。这种判断包含真实成分，但作为一个整体结论，它过于仓促，仓促到足以误导中国的国家战略。
衰落论的直观依据通常是几个“份额下降”：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从本世纪初的约25%降至2025年的约16%，中国升至约32%；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从2001年的72%降至2025年底的56.77%；好莱坞全球票房份额从92%降至66%。这些数字是真实的。但把份额下降等同于能力萎缩，混淆了“相对收缩”与“绝对崩塌”，也忽略了美国在关键节点上仍然握有的、无法用份额衡量的结构性权力。
硬实力的真正形状：系统节点，而非产量规模
美国金融的领先不在于拥有最多的钱，而在于它是全球金融体系的计价、交易和抵押基础。2025年第四季度，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仍占56.77%，在国际清算银行调查中出现在89%的外汇交易中，在SWIFT支付中占50.49%，在全球贸易融资中占82.5%。美国国债可交易规模约28.6万亿美元，其收益率是全球资产定价的锚，其本身是金融机构最广泛接受的底层抵押品。中国的CHIPS日均清算超过2.2万亿美元，全球跨境支付的核心管道以美国为中枢。份额可以缓慢侵蚀，但计价、抵押和清算的网络效应一旦形成，替代成本以十年为单位计算。
制造业的图景更需要精确拆解。以实际增加值衡量，美国制造业产出仍在历史高位，2025年约2.9万亿美元，全球第二；问题在于它在价值链上的位置高度集中于壁垒最高、可替代性最低的环节。美国占全球芯片设计份额的51%、EDA与IP份额的68%；2024年美国半导体研发投入627亿美元，占销售额17.7%。生物医药领域，美国占全球制药研发投入的55%，2025年创新药研发投入超过2600亿美元，中国约为390亿美元，绝对规模差距仍在六倍以上。航空航天出口占全球约41%，GE与普惠在宽体机发动机市场的控制力没有受到实质挑战。美国制造业的脆弱性同样真实：晶圆制造份额仅10%，封装测试3%，80%的原料药依赖进口，但这是“卡位式主导”的内在结构——它放弃低价值环节，控制上游工具、核心IP和系统架构。真正的问题是这一模式在供应链冲击下的韧性，而不是美国是否还在制造。
军事领域，美国的优势同样不是均匀分布，而是集中在几个难以复制的物理与制度节点上。2025年美国军费约9540亿美元，中国约3360亿美元，美国仍接近后者的三倍。全球约800个海外基地分布在约80个国家和地区，是唯一覆盖所有关键地理节点的军事驻留体系。11艘核动力航母占全球航母总数的一半，且全部为核动力；超过800架第五代战机的存量，在盟国体系互操作性和实战化部署经验上仍构成显著代差。军工—军售闭环自我强化：2021—2025年美国占全球主要武器出口的42%，向99个国家交付武器，欧洲北约成员国武器进口的58%来自美国。这套体系的边界同样清晰：空军任务能力率处于二十年低位，海军造船能力与中国存在数量级差距，高端项目的超支和延期是系统性现象。美国军事主导的是全球军事体系的架构和准入条件，而不是每一个具体战场上的确定性。
软实力：好感度在流失，渠道在固守
美国软实力的当代形态，与制造业遵循相似的逻辑：内容层的吸引力在收缩，分发层和制度性准入的控制力在固守。益普索十年追踪数据显示，美国全球支持率从2015年的66%降至2025年的46%，中国以49%首次在该指标上超过美国；52%的受访者将美国视为“全球民主的最大威胁”。好莱坞票房份额和留学生份额的收缩同样显著：美国在国际学生市场中的份额从本世纪初的28%降至16%，2024/2025学年国际新生注册人数同比下降7%。
然而，“好感度流失”不等于“渠道失控”。全球社交媒体第一梯队仍由美国平台构成：Facebook月活30.7亿，YouTube 25.8亿；Alphabet与Meta的全球数字广告收入合计超过4000亿美元。美国电影超过一半的收入来自海外，全球影史票房前十中九部是美国制作。QS前100大学中美国占25所，美国拥有42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占全球44%。美元、英语、学术认证体系、平台算法、情报联盟和安全保障关系共同构成一套路径锁定的系统：留在其中的部分原因不是吸引力足够强，而是退出的成本足够高。软实力指数上的“第一”与民意上的“净负面”可以同时存在，恰恰说明这种主导是结构性的、非共识性的。它的脆弱性不在于人们不再喜欢美国文化，而在于政治干预正在收窄系统本身的准入通道——签证拒签率上升、留学生管道收窄、平台所有权争议被安全逻辑持续介入。维系主导的成本在上升，但渠道本身远未被替代。
同盟体系是这套制度性权力的最高形态。北约2025年总军费1.41万亿美元，美国占60%；指挥架构上，美国保留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和核威慑、远程打击、太空与网络等战略能力的决策权，将战役级指挥权移交欧洲，形成“交战役权、保战略权”的分层控制。五眼联盟中，美国年度情报支出约1000亿美元，是其他四国总和的十倍，天基与信号情报的能力差距使共享在实质上呈现为单向供给。AUKUS将核动力潜艇技术准入限定在最核心圈层，代价是未来数十年在设计和作战系统上与美英深度捆绑。这套体系的力量在于把财政贡献、指挥权限、技术准入和法律权利编织成分层结构；它的张力在于，当主导者越来越以“成本分担”而非“共同价值”定义同盟时，盟友在安全依赖与政治信任之间的裂缝会同步加深。
AI革命：J曲线上的先发位置
如果衰落论有一个最容易被低估的反证，那就是人工智能对美国生产率的加速效应。AI作为通用技术，其宏观生产率红利不会在技术就绪时立即兑现。电气化从1880年代技术成熟到1920—1940年代生产率加速，间隔了四十到六十年；信息技术的“索洛悖论”最终在1990年代被生产率繁荣消解，前提是企业完成了组织再造。这就是生产率的J曲线：先期的无形资本投资——流程重组、员工再培训、数据基础设施——在统计上被计为费用而非产出，测度到的生产率反而受到抑制；只有当足够多的企业完成组织层面的重构，任务级效率增益才会累积为宏观跃升。
美国在J曲线上的位置，由四重资产共同界定。资本投入的规模是空前的：2024年美国私人AI投资1091亿美元，约为中国的12倍；五大科技公司2026年资本支出预计超过4700亿美元，较2024年的2208亿美元两年翻倍有余。算力集中度构成结构性领先：美国拥有全球约74%—75%的AI算力，GPU集群算力份额约75%，数据中心容量占全球40%以上。企业采用已经铺开：约90%的企业在至少一个职能中使用AI，采用率达到44.8%，尽管仅有23%的企业在规模化部署智能体。微观效率改善的证据已经清晰：高盛2025年第四季度数据显示，在具体测度任务层面AI影响的企业中，生产率提升的中位数约为30%；摩根大通的AI编程助手为工程团队带来10%—20%的效率提升，其首席财务官表示AI对全行生产率的影响已从约3%翻倍至6%。
宏观数据中开始出现可测度的信号。2025年美国非农生产率全年增长2.2%，第四季度折年率2.8%，而2010年代的年均增速仅为1.2%。在劳工统计局将2025年总就业增长下调约40万个岗位的背景下，实际GDP仍以2.2%的速度增长，“高产出、低劳动投入”的组合正是生产率提升的标志性形态。这并不意味着J曲线已经完成穿越。麦肯锡估计，如果到2030年组织能够系统性地重新设计工作流，AI可为美国释放约2.9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最显著的生产率提振可能要到2030年前后才会全面到来。更准确的判断不是AI是否会提升美国生产率，而是以多快速度、在多大范围内发生。美国拥有最大规模的先期资本投入、最集中的算力基础设施、最广泛的企业采用基础和最深厚的微观效率证据，这四者叠加使其处于最有利的位置去率先收获这场通用技术革命的果实。
实事求是的判断符合中国利益
美国经济中真正被维持和强化的部分，恰恰是最不容易被“份额”衡量的部分：金融体系的计价与抵押功能，制造业上游的工具、IP与架构控制，军事体系的全球基地网络与同盟指挥架构，软实力的分发渠道与制度性准入，以及AI革命中资本、算力与组织学习的叠加先发优势。与此同时，中国的实际增速持续高于美国，购买力平价口径的经济总量已经领先，制造业规模优势、大模型数量、部分应用场景的落地速度同样真实。问题不在于哪一组事实更真，而在于把“美国衰落”当作一个已经完成的判断，会系统性地低估对手在关键节点上的存量权力，也会高估权力转移的速度和线性程度。
对中国而言，实事求是的判断具有直接的战略价值。它意味着在台湾问题上不把美国的能力衰退作为日程表的隐含前提，在周边安全上不把美军的体系性存在简化为“纸老虎”，在科技竞争中不把数量优势等同于上游替代。它不导向妄自菲薄——中国在制造业规模、实际增速和应用扩散上的优势是结构性的，追赶的方向是明确的；它也不导向激进盲动——美国在金融基础设施、上游技术节点、同盟制度和AI先发资本上的存量，决定了全面对等是一个以十年为单位的工程，而不是一次增速差的简单外推。
为了实现对美国的超越，我们首先需要准确知道美国的力量究竟在哪里、以什么形式存在、哪些部分在收缩、哪些部分在被强化。衰落论提供的安慰，恰恰可能推迟这种准确认知的形成。一个把对手想象得比实际更弱的国家，不会因此变得更安全，只会更容易在错误的时间、以错误的方式，去测试一个尚未被削弱的体系的边界。
美国的衰落“道曲且长”
美国的相对衰落是真实趋势，但路径并非直线。财政极化、制造业就业萎缩、空军战备率降至二十年低位、盟友对美国可靠性疑虑加深，都是结构性拖累；美元份额从72%降至56.77%、好莱坞票房份额从92%降至66%，也说明单极时刻确已过去。然而，衰落论最容易犯的错误，是把份额下降外推为能力崩塌。美元计价与抵押网络、半导体设计与EDA的“上游锁定”、800个海外基地与同盟指挥架构、全球七成以上AI算力，这些节点型权力不会随GDP份额同步消退。历史上，霸权衰落往往伴随技术跃迁与战略反扑：英国在1870年代后相对美国衰落，仍用数十年维持金融与海军优势；美国在1970年代“滞胀”中一度被判定衰落，却借信息技术革命重建生产率优势。AI革命同样可能为美国经济注入新一轮动能。因此，更准确的判断是：美国衰落“道曲且长”——趋势成立，节奏非线性，节点韧性被低估。中国需要的是以十年为单位的耐心、以节点为对象的追赶，而不是以增速差为根据的速胜预期。既不妄自菲薄，也不激进盲动，这才是我们对美战略认知的成熟形态。
订阅《中美印象》简报
每周精选中美关系分析与评论，直接发送到您的邮箱。